第49章 血染的账簿与成都的篝火(4 / 7)

口径一致,多半是早已串通好了说辞,夸大敌情,推卸责任。阮大铖长于诡辩,田仰怯懦无能,左良玉骄横跋扈,他们的表现,都在他意料之中。但如今朝局微妙,弘光帝地位不稳,南方诸藩镇与顺系、西系联军的关系错综复杂,互相猜忌。这三人背后也各有倚仗,阮大铖与他关系匪浅,田仰是江北勋贵代表,左良玉更是手握重兵,轻易动不得。更何况,将主要责任推给已经“擅自”撤离山西、且与“流寇”合流的吴三桂,无疑是平息朝野非议、维护朝廷(或者说他们自己)颜面最省力、也最“安全”的办法。稳定,压倒一切。

史可法猛地转过身,脸上满是痛心与怒其不争的愤慨,他指着三人,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沙哑:“尔等……尔等岂能如此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?路振飞大人方才在此,已呈明详细战况,字字血泪。邓从武部四百余将士,是为救你田仰而孤军深入,成功解围后,你田仰是如何做的?脱困后便仓皇西窜,何曾念及还在血战的友军半分?吴三桂为救你左良玉,在马家坡遭遇张晓宇设计的埋伏,苦战五日五夜,伤亡枕籍,血流成河,你左良玉提供的火炮尽是哑炮,几误大事,致使关宁军险遭灭顶之灾。如今……如今尔等竟敢联起手来,将一切罪责推给浴血奋战、几乎被打光了的平西侯,尔等良心何安?”

他的声音在直房中回荡,带着凛然正气,让阮大铖和田仰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。

阮大铖毕竟是官场老手,很快便镇定下来,面色不变,躬身道:“史阁部息怒。下官深知阁部爱兵如子,心情激愤。然,路大人毕竟远在后方,依托塘报所得战况,未必全然详实,难免有信息滞后、偏听偏信之处。我等乃亲身经历战阵,九死一生,所言句句是实,可对天日。吴三桂若真一心为国,忠君体国,何以不遵圣旨,死守大同待援,反而与流寇合流,远遁四川?此等行径,岂是忠臣所为?岂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能解释?分明是心存异志,保存实力!”

田仰和左良玉也连忙跟着点头,如同鸡啄米一般,连声称是:“阮大人所言极是,吴三桂其心可诛!”

史可法看着他们那副惺惺作态、统一口径、毫无廉耻的模样,再看看马士英那沉默而显然倾向于息事宁人的态度,只觉得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升起,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,连心脏都仿佛被冻结。他张了张嘴,还想用更激烈的话语驳斥,用朝廷法度、士人气节来呵斥他们,却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。在这些人的巧言令色、结党营私和现实的利益考量面前,真相和公道显得如此苍白无力,如此不堪一击。

他想起路振飞离去时那惨然的脸色、官袍上的血迹和地上的那滩鲜红,一股浓重的、几乎要将他淹没的悲凉感笼罩了他。大明天下,难道真的就要亡于这等宵小之徒的手中吗?他踉跄一步,跌坐在身后的椅子上,闭上双眼,不愿再看那三人令人作呕的嘴脸,只是无力地挥了挥手,仿佛要驱散这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。

马士英见状,知道时机已到,便清了清嗓子,坐直了身体,开口道:“好了,都不要吵了。”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力,“山西战事,失利已定,再多争执亦是无益,徒乱人心。当务之急,是稳定现有战线,防止清虏挟大胜之威,继续南下寇掠江淮。吴三桂部既已入川,与张献忠……部合流,便由他暂且在那里休整,责令其与四川方面协同防御,阻遏清兵可能由陕入川之路。至于战败责任之事,”他顿了顿,目光意味深长地扫过阮、田、左三人,带着警告,也带着安抚,“事关重大,需从长计议。待局势稍缓,军情明朗之后,再行详查,务必厘清。三位大人此番也辛苦了,受惊了,先下去好生安抚部众,整军经武,以备再战吧。”

阮大铖三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,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,马士英默许了他们的说法,至少暂时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。纷纷躬身行礼,语气变得轻松了许多:“谨遵阁部谕令,我等告退,定当竭尽全力,为国效劳!”

退出内阁直房后,三人走在宫禁内冰冷的青石甬道上,冬日的寒风穿过宫墙,吹得他们官袍的下摆猎猎作响。阮大铖刻意放慢脚步,与田仰、左良玉并肩,压低声音,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:“看来,马瑶草是默许了,史宪之虽有不忿,却也独木难支。我等回去之后,立刻联名上疏,发动门生故吏,务必将山西败绩之由,尽数归于吴三桂怯战违命,勾结流寇,保存实力,不顾大局。言辞要激烈,证据要……嗯,要言之凿凿!”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。

田仰点头如捣蒜,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:“正当如此,正当如此。唯有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