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落在屋檐上，积得厚了便轻轻滑下，砸在窗台前那盆腊梅的枯枝上，发出细微的“啪”一声。李天明抬起头，看了眼窗外，天色灰蒙，云层低垂，像一块压在心头的棉絮。他揉了揉酸胀的眼睛，电脑屏幕上的文档已改到第十一稿，《百村帮扶计划》第三章“人才回流机制”的措辞仍让他反复斟酌。“不是‘吸引’，是‘唤醒’。”他低声念着，删掉原句，重新敲下：“我们要做的，不是把人从城市拉回来，而是让那些走出去的人，听见家乡的心跳。”

    手机震动起来，是宋晓雨发来的消息：“女儿发烧到三十八度五，你回不回来？”

    他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，手指悬在键盘上，迟迟没有回复。他知道该回去，可明天省发改委的考察组就要来，汇报材料还差最后一页总结。他闭了闭眼，终于回了一句：“我让村医过去看看，晚上一定回。”

    发送后，他起身走到水池边，用冷水狠狠洗了把脸。镜子里的男人两鬓已泛出明显的白霜，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过，唯有眼神依旧清亮，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托着，不肯沉下去。

    七点整，村委会门口传来脚步声。陈大勇带着几个年轻人开始清扫积雪，铁锹刮地的声音规律而坚定。李天明披上外套走出门，顺手接过一把铲子，加入了他们。没人说话，只有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，混着泥土与雪水的气息。这是大柳村的习惯??无论多晚收工，第二天清晨总有人第一个出现在路上，把最重的活扛在肩上。

    八点半，考察组的车到了。

    带队的是省发改委农村经济处的周副处长，四十出头，戴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却句句带刺。他翻着材料，眉头越皱越紧：“李书记，你们这个‘青年返乡基金’，预算八百万元，资金来源写着‘集体收益再投入’？可据我所知，你们去年分红就分了六百多万，村民愿意再拿出这么多钱支持创业？”

    会议室里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看向李天明。

    他没急着回答，而是起身走到墙边，取下一张照片递过去。那是去年冬天，十几个年轻人围坐在“老兵之家”图书室里讨论创业项目的场景。有人画图纸，有人记笔记，角落里的黑板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：“养蜂合作社”“汉服体验馆”“山货直播间”。

    “这十一个人，”李天明声音平缓，“有七个是大学生，四个是技校毕业。他们原本都在外地打工，有的送外卖，有的在工地搬砖。去年我们开了第一次返乡座谈会，没人报名。我说，那我挨个打电话。打了四十三通，接通二十九个，愿意回来聊聊的，十个。今天，他们中有三人已经注册公司，带动就业四十七人，年营收超过两百万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看着周副处长：“钱从来不是问题的核心。问题是??有没有人相信他们能成？如果我们连这点信任都不给，那他们走回来的路，只会更冷。”

    周副处长沉默良久，终于点头：“材料我带回去研究。但有个前提??必须建立风险评估机制，不能拿集体资产当赌注。”

    “当然。”李天明笑了，“我们连建城时都一砖一瓦算成本，何况是人？”

    会议结束已是中午。李天明匆匆赶回家，女儿还在发烧，小脸通红地蜷在炕上。宋晓雨端来一碗药，轻声说：“她一直喊爸爸。”

    他坐在床边，握住女儿滚烫的小手，心里一阵钝痛。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缺席孩子的病痛了。上次她摔伤膝盖哭了一夜，他在山上盯着栈道施工；前年春节联欢会，她登台朗诵《少年中国说》，他在接待省报记者。他以为自己在为更多人撑起一片天，却常常忘了，自己的屋檐下也有人在等他遮风挡雨。

    “